2014年，吴老太的一套已购公房面临拆迁，拆迁利益中最大一笔是540多万元的补助款。然而，这笔巨款被分割后，老人和子女多次对簿公堂。540万元属于吴老太一人，还是也包括户籍在老房上的子女？翻一下当年的拆迁协议便知。
然而，拆迁公司却称540万元的拆迁款没有写入书面合同，钱直接打给了吴老太，这让家庭纠纷缺少了关键证据。5月6日，在北京二中院法官的主持下，老人和子女以及拆迁公司的纠纷进行了二审阶段的视频开庭，已经97岁高龄的吴老太并未露面。
老房拆迁款 老人和子女分割560万元
吴老太丈夫早年间去世，育有两儿两女，大儿子李铭也于2012年去世。老人居住在位于西城区潘家胡同的一套已购公房。李铭一家三口（拆迁时李铭已去世）以及二女儿李霞一家三口的户籍也在老房上。
2014年，老房面临拆迁，吴老太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方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一）》。之后，吴老太收到拆迁款560万元。
拆迁公司解释，这笔款项包括两部分，一是根据《拆迁评估报告》确定的补偿额18万多元，这笔钱款在上述协议（一）中写明；二是综合补助款540多万元，其中包括房屋的区位价、市场评估差价、家庭困难补助等，拆迁公司称直接将钱款打入吴老太的银行账户，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
之后，吴老太的弟弟吴晓出面主持，将560万元拆迁款及利息分割：吴老太60多万元、吴老太大儿媳妇郭兰125万元、吴老太二女儿李霞一家357万多元（李霞213万多元、丈夫144万多元），吴晓自己25万多元。
分割完拆迁利益后，吴老太便和自己小儿子李亮一共同居住。有子女称，从此便不能探视自己的老母亲。
闹上公堂 是否还有一份合同成焦点
时隔四年，2018年，吴老太一纸诉状将上述拆迁利益的获得者诉至朝阳法院，诉由是不当得利纠纷，要求他们返还拆迁款。
吴老太并未参与这次庭审，而是由其小儿子李亮担任诉讼代理人。李亮认为，舅舅吴晓在分割拆迁款时自己母亲并不知情，更未认可。
庭审中，被告方称，当时分割拆迁款是经过老太太同意的，这笔钱不属于老太太一人，而是属于这套房子的共同居住人。
朝阳法院一审认为，被告的主张属于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法院最终支持了吴老太的诉求，被告方不服上诉，北京三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拆迁款到底属于谁呢？一二审法院都曾向拆迁公司做调查和取证。该公司法务人员表示，被拆迁人就是吴老太，和其他的人没有关系，拆迁款由被拆迁人自行处理，与公司无关。
然而，被告方认为，目前的拆迁档案是不完整的，必然还有一份关于540万元的合同，只有查明这笔拆迁款对应的拆迁合同，才能够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不当得利。
目前，该案被告已向北京三中院提交了再审申请。
再起波澜 二女儿一家又将母亲告了
2019年，二女儿李霞一家三口作为原告，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将母亲吴老太和拆迁公司诉至西城法院，因为是拆迁利益获得者，大儿媳妇郭兰和女儿也成为被告。
三名原告要求吴老太返还拆迁利益各90万元，共计270万元。审理过程中，法院将案由变更为共有纠纷。
被告拆迁公司再次表示，涉诉房屋的被拆迁人就是吴老太一人。至于原告认为自己是房屋的共居人，应该分割拆迁利益，这属于家庭内部矛盾。
西城法院审理认为，在案证据证明被拆迁人是吴老太，涉案协议中均未见给予户籍人口或共居人口拆迁补偿的约定，因此，拆迁款属于吴老太。
但因为拆迁公司称，540万元的拆迁款中一部分是困难补助，且在《拆迁困难补助申请表》中，吴老太表示自己和孙女（郭兰女儿）、外孙女（李霞女儿）经济上有困难。因此，西城法院认为540万元中有外孙女的一部分困难补助，酌定为50万元，一审判决驳回三名原告其他诉求。
原被告都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庭审现场：老人是否有诉讼能力有争议
5月6日，该案二审在北京二中院远程视频开庭，吴老太仍未出庭。
针对这一情况，老人的大儿媳妇郭兰的代理律师说，吴老太已经97岁高龄，且是文盲，且患有老年痴呆症，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应该进行精神鉴定。一审法院并未核实本案的起诉是不是吴老太真实意思表示。
吴老太的孙女，郭兰的女儿说，奶奶目前被小叔李亮“隐藏”起来，老人其他家属无法探望。
李亮则称，母亲神志清醒，可以沟通，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
庭审中，原被告都认可涉案的六人的户籍都在老房上，除吴老太外，其他五人是否为被安置人呢？各方观点不一。
大儿媳妇和二女儿都自称自己与老人共同生活，是共居人，也是被安置人。但吴老太认为，他们只是轮流前来照顾，并非常住，因此不能算作被安置人。
至于540万补助款是否有书面合同，被告拆迁公司称这在当时是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并非普遍情况，因此没有相关档案。
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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