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民间借贷已形成专门产业，呈现职业放贷特征。不仅放贷主体人数增多、放贷手段更具隐蔽性，借贷主体也呈现年轻化趋势。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职业放贷也呈现出借贷用途非法化、非合理化等趋势。以前民间高利借贷只是少数急需用钱的人为了生产、生活中短期的流通，而现在以赌博、享乐为主的恶性职业借贷日趋蔓延，涉及赌博行为的借贷主体尤为突出。放贷人为了追求高额利息，恶意制造违约增加债务人的还款数额、暴力讨债、套路贷等违法行为多发，对我国的经济、金融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对人民利益、社会安定秩序的危害越发显现。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职业放贷人的违法行为予以打击。

律赢时代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强制性规定。因此，没有经过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原则上都是不允许从事金融放贷业务。但自然人之间，企事业单位、公司之间偶尔的资金拆借行为不属于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只有以出借资金为主要职业，并以赚取高额利息为目的，经常性的放贷人或公司才能认定为职业放贷人。

如何认定职业放贷人在我国各地区的标准有所不同。经律赢时代统计2018年1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 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的通知中，在浙江省首次建立了职业放贷人名录，并明确了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的标准。2018年8月份，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专门出台《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实施意见》，在全市法院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职业放贷人的标准并不统一。在实践中，各地法院认定职业放贷人标准不同，造成了各地法院裁判标准不统一，法院出具的判决也很难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

2019年10月2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明确了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也就是说，两年之内向不特定多人放贷10次以上就构成了非法经营罪。我们可以看出，18年浙江省及山东省法院认定职业放贷人标准要比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定标准还要宽松。这就造成了刑事制度上已经被否定的行为，在民事制度上仍然有效的情况出现，这是人民群众无法接受的，也不应被允许的。因此，我们认为，浙江省及山东省的职业放贷人认定标准已经事实上的作废了。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根据《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规定，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过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认定标准。因此，《九民纪要》进一步明确了关于职业放贷人的民事认定标准一定要比刑事认定标准更加严格。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公布并实施之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最先做出反应。2020年2月16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天津法院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指南（试行）》，其中关于职业放贷人，《指南》中指出，出借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的，一般可以认定构成职业放贷行为。具体为，同一原告或者关联原告在两年内向全市法院提起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或者出借人在两年内向社会不特定人出借资金3次以上的，一般可以认定出借人的放贷行为具有营业性。律赢时代认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认定标准，非常有利于打击职业放贷行为。同时希望，各地区高级人民法院尽快出台本地区对于职业放贷人的打击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金融秩序，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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